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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病变器官和组织切除后的归属权问题
郑吉喆  2020-04-10

案例背景

2015522日,金某因患子宫内膜癌在某肿瘤医院进行了腹腔镜下全子宫双附件切除术+盆腔淋巴结活检术。术后病理诊断:子宫内膜异型增生,部分区域可见筛状及共壁结构,核仁明显,可见核分裂像,病变符合子宫内膜复杂型不典型增生,局灶癌变,病变局限于子宫内膜层,未见明确脉管及神经束侵犯;子宫平滑肌瘤;宫颈粘膜慢性炎。金某在术前术后均要求某肿瘤医院归还其手术中切除的器官、组织,遭该医院拒绝。金某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某肿瘤医院返还其在手术中切除的器官及组织。

某肿瘤医院认为:手术中切除的子宫及附件不属于物,而是人体组织,根据《医疗废物管理条例》以及相关医疗废物处理的规定,人体组织在切除后,除了医疗机构为了明确诊断,取少量组织制作腊块以外,剩余的组织全部要做特殊处理,案涉被切除的人体组织不具有物的属性,患者对其没有物权,也无占有、管理、支配的权利。人体组织最终的处理是交到殡仪馆进行高温焚化处理。根据国务院和卫生行政部门相关医疗废物处理的规定,医疗废物会腐烂,切除后应由医院处理,患者对此并无相应的权利。

一审法院审理后认为:我国现行法律并没有对患者在手术诊疗中被切除的人体组织、器官的归属作出明文规定。因此,根据民法原理,任何脱离人体的组织、器官等都成为与人的身体相对应的客体,具有物的一般属性。本案中,金某在手术诊疗中被切除的子宫及附件是金某的身体组成部分,脱离了金某身体就变成了独立的物,该物的所有权由金某原始取得,金某具有处分权和支配权。但该处分权和支配权并不是完全的所有权的处分权和支配权,应受公序良俗等因素限制。参照国务院令第380号公布的《医疗废物管理条例》中对医疗废物的定义:是指医疗卫生机构在医疗、预防、保健以及其他相关活动中产生的具有直接或者间接感染性、毒性以及其他危害性的废物。现金某未能提供证据证明涉案器官不具有直接或者间接感染性、毒性以及其他危害性,金某请求某肿瘤医院返还在手术中被切除的子宫及附件违反公序良俗,故法院不予支持。法院驳回了金某的全部诉讼请求。

判决后金某不服提出上诉,二审法院认为,基于公共秩序与善良风俗的考虑,不应将与人体分离之人体器官或组织一概视为物权客体。基于物权法定原则,依据我国现行立法并参考学说见解,尚不能从我国现行法律规定中得出患者对案涉经手术而切除的子宫及其附件享有物权的推论。且根据本案现有情形,足以认定案涉子宫及其附件具有危害性,应属于手术过程中产生的废弃的人体组织和器官,故属于医疗废物,根据《医疗废物管理条例》第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医疗卫生机构和医疗废物集中处置单位,应当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医疗废物流失、泄漏、扩散。”《医疗废物管理条例》第十四条第一款规定:“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转让、买卖医疗废物。”故本案涉及的器官和组织应当由医疗机构集中处置,故而驳回了金某的全部诉讼请求。

 

案例评析

人体器官和组织的物权属性

本案中,一审法院和二审法院虽然都未支持金某的诉讼请求,但判决理由有所不同。一审法院是在认定案涉器官和组织属于物并肯定了患者对器官和组织的处置权的基础上进行的判决,而二审法院则否定了患者对器官和组织拥有物权,更强调社会公共秩序、善良风俗与国家的相关规定,而这正反映了实务界对器官和组织的物权属性的争议态度。

《物权法》第五条规定:“物权的种类和内容,由法律规定。”此为物权法定原则在我国物权法中的体现。《物权法》第七条规定:“物权的取得和行使,应当遵守法律,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损害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可见,现实世界存在的各种形式的物与能够进入民法保护范围的物并不等同。《物权法》第二条规定的不动产和动产的内涵和外延事实上不能够囊括现实世界存在的各种形式的物。人体器官和组织就是这样一种特殊的“物”。随着现代医疗科技的发展,人体器官和组织的切除、移植逐渐成为了常规医疗手段,器官捐赠、买卖的案件也逐渐走入了社会大众的视野,这其中人体器官、组织的法律属性特别是物权属性的问题越来越成为实务界关注的热点问题。从形态上看,器官和组织有实体形态,能为外界所感知,能够被人力所支配,具有独立性、完整性和一定的功能性,具备物的基本特征。但是从伦理上看,我国一直有“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的传统。即使是对死者器官的捐赠,也被认为是一种大不敬的传统。把器官作为物来看待就会带来器官的非法处分及买卖等为人类社会规则和道德所难以接受的问题。这其中的本质问题就要回答人体器官和组织到底是不是法律意义上的物,其所有权及其归属应当适用怎样的规则。

上述问题因器官和组织是否与人体相分离而有不同的分析思路:对于未与人体分离的器官和组织,其本身属于人身的一部分,每个器官和组织都有着自己的生理功能,正是在它们的共同作用下,才有了生物学意义上的人。因此,应当认为未与人体分离的器官和组织是与人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法律意义上,属于人身权的范畴,不属于法律意义上的物,不能使用所有权的规则来判断归属,应当将其视为是人格的载体,不得成为权利客体。

与人体分离的器官和组织与上述情形有所不同,随着科技的发展,有一些具备生命特征的物使得人与物的界限更为模糊,比如人工受精而发育的胚胎等,一些法院将其定性成介于人与物之间的过渡存在。但对于一般器官和组织,学界一般认为如果是自然地由身体分离之时,其部分已经不属于人身,而属于外界之物。特别是随着输血和器官移植越来越重要,应当承认献出的血液及取出的、可用于移植的器官为物,可以成为所有权的客体,而且首先是提供这些物体活人的所有物。

笔者认为,除此之外,还要考虑赋予物权的使用目的是否违背社会公共秩序与善良风俗,就如同枪支弹药或者毒品等法律禁止持有的物,虽有物的外观,但一旦非法持有并不受物权法的保护,国家反而会因此对持有人进行处罚并对物予以收缴。因此,对于人体分离后的器官和组织的物权属性也是如此,不可一概下结论是不是法律保护的物,更应当从国家的其他规定及取得物的目的入手判断应否赋予原器官所有人物权。本案中一审法院更多的从物的形态方面认可了器官物的属性,而二审法院的观点更体现了公序良俗原则,相比之下,二审法院的认定更为恰当。

病变器官和组织移除后的法律性质及归属

与其他案件中那些健康的、准备移植入他人体内的器官和组织不同,本案涉及的是已经发生癌变的器官被切除后的性质,此时器官和组织已经丧失了原有的功能,不具有生命的活性。根据国家行政法规的规定,应当归入医疗废物的范畴。

国务院《医疗废物管理条例》第二条第一款规定:“本条例所称医疗废物,是指医疗卫生机构在医疗、预防、保健以及其他相关活动中产生的具有直接或者间接感染性、毒性以及其他危害性的废物。”第二条第二款规定:“医疗废物分类目录,由国务院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和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共同制定、公布。”根据本条授权,2003年卫生部、国家环保总局制定了《医疗废物分类目录》。依据该分类目录,医疗废物分为感染性废物、病理性废物、损伤性废物、药物性废物及化学性废物五大类,其中病理性废物是指诊疗过程中产生的人体废弃物和医学实验动物尸体等,包括手术及其他诊疗过程中产生的废弃的人体组织、器官等,医学实验动物的组织、尸体,病理切片后废弃的人体组织、病理腊块等。

根据上述行政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因病变被切除的人体器官和组织应当属于在手术过程中产生的废弃的人体器官和组织,这些器官和组织因疾病导致丧失原有功能、影响人体健康,不能再被利用,因此属于医疗废物范畴。

实务中有观点认为,即使属于医疗废物,但也不同于传染源,因其不具备传染性,对公众没有威胁,因此应当赋予原器官所有人所有权,以体现人文关怀。比如原卫生部就曾对胎盘的处理作出过《关于产妇分娩后胎盘处理问题的批复》,规定胎盘应当归产妇所有,产妇放弃或捐献胎盘的,可以由医疗机构进行处置,如果胎盘可能造成传染病传播的,医疗机构应当及时告知产妇,按规定进行消毒处理,并按照医疗废物进行处置。笔者对此认为:本案涉及的并不是胎盘,而是带有癌细胞的器官和组织,人类对此的探索仍未达到彻底清楚的程度,虽然切除后对原器官所有人不再构成威胁,但对其使用应当特别谨慎,赋权时也应当考虑公众的感受,避免对公共安全及道德构成威胁。如果允许原物所有人自由处置,一旦处置不当,就将引发危机。故应当视为有毒有害之物,不应对其进行物权的保护,而是应当按照医疗废物的处理规则进行处置。

《医疗废物管理条例》第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医疗卫生机构和医疗废物集中处置单位,应当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医疗废物流失、泄漏、扩散。”第十四条第一款规定:“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转让、买卖医疗废物。”根据行政法规的规定,对于医疗废物的首要处置方式考虑的原则是避免医疗废物的流失、泄露、扩散。因此,案件中某肿瘤医院作为医疗卫生机构有权自行采用符合法律法规的做法处置患者的切除器官和组织,患者要求返还的请求违反了行政法规的规定,应当不予支持,所以,二审判决是适当的。

 

作者单位: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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