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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遗体器官捐献中的法律问题
郑吉喆  2020-03-10

案例背景

谢某与曾某系夫妻,两人育有一女小曾(尚未成年)。20141019日,曾某因车祸入甲医院抢救治疗,入院诊断为:创伤性脑出血、头颅外伤、颅底骨折。20141023日,甲医院在患者曾某的门诊病历中向患者家属发出病危知情告知,谢某在上述知情告知上签名。20141024日,患者病情进一步加重,生命体征极不稳定,神志昏迷。甲医院在病历中记载,内容如下:“再次将病情告示之家属,表示理解,要求放弃治疗,签字为证”,曾某的弟弟在上述门诊病历上签名。同日1438分,曾某被诊断为“心死亡”。

20141024日,曾某的父母、弟弟在《中国人体器官捐赠登记表》上签名确认同意无偿捐赠死者曾某的肝脏、肾脏用于临床医疗、教学和科学研究。上述登记表亲属签名一栏还有“谢某”字样。红十字会工作人员在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登记表的协调员处签名,并对过程进行了见证,当日1440分,甲医院实施了器官切取手术。

曾某的妻子谢某和女儿小曾认为,作为妻女对曾某具有人格上的利益,有权选择是否捐献曾某的器官,现未经死者的妻女同意擅自摘除了死者遗体的肝肾属于违法行为,故将医院和红十字会起诉至法院,要求甲医院和红十字会连带赔偿25万元,诉讼中原告要求将签名同意的曾某父母、弟弟追加为当事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庭审中,曾某的弟弟向法庭陈述:“谢某的签名是我父亲委托人签署的,指模也不是谢某的……登记表在医院办公室签的,父母在场,协调员在场。当时谢某要求拿回去签字,故其签名是拿回去才签的。我有原告谢某的委托书”。谢某确实在曾某死亡前一日曾向曾某的弟弟出具委托书一份,内容为:“曾某,身份证号码,谢某,身份证号码,是夫妻关系,现委托曾某的弟弟,身份证号码,处理相关一切事宜”。

红十字会在庭审中陈述:经查看《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登记表》上有曾某的父母、妻子、兄弟的签名及指模,同意捐献肾脏和肝脏(女儿小曾未成年故没要求)。同时附上曾某本人及父母、妻子、兄弟的身份证复印件,男女双方的结婚证复印件,父母户口本复印件,父母关系证明,父母委托书。提交资料符合《人体器官移植条例》的要求,该会工作人员才在登记表上协调员签名处签名。

法院审理后认为:首先,从形式上看,医院收到的《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登记表》有曾某父母及配偶的签名,医院及红十字会形式审查的义务应该已完成。其次,向被告提交《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登记表》的是死者的父母及弟弟,医院和红十字会有理由相信《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登记表》上原告签名的真实性,被告不存在侵权的故意。再者,法律也没有规定有捐献决定权的死者家属必须到场签署登记表方为有效。综上,本院认为两被告已尽到了必要的审查义务,不存在过错,并不构成对原告人格权的侵害。

关于三名家属是否侵害了原告人格权的问题。法院认为,首先,原告在其丈夫曾某因交通事故入院治疗后,确有向曾某弟弟签署授权委托书,同意曾某弟弟代为处理一切事宜。虽然该授权委托书没有特别注明可以代为决定捐献死者人体器官,但至少也没有否定或注明不同意捐献。且捐献死者器官的决定并未损害原告的经济利益和人格权益,相反,因为死者器官的捐献使得死者生前人格利益得到了升华,体现出更大的社会价值,是一种值得尊重和鼓励的公益善举,作为死者的家属应该为之骄傲和光荣。其次,作为死者的父母和弟弟,其对于死者逝去的悲痛之情绝不会亚于原告,他们作出捐献死者器官的决定也不会出于贬损死者名誉的目的,不存在侵害原告人格权的主观过错。再者,在有原告授权委托书的前提下,代原告名义作出捐献曾某的部分器官用于拯救他人生命和健康,不违背法律规定和社会善良风俗,且该捐献决定对于社会、家庭、个人来说均是一种积极的处分行为,不应受到谴责或批评。最后,人体器官捐献具有很强的时效性,家属出于此原因,在原告缺席而家属又持有原告授权委托书的情况下,代为签署登记表也是情有可原。最终,法院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    

 

案例评析

遗体器官捐赠的决定权应当由谁享有?

遗体器官捐赠是目前最重要的器官移植来源。在我国2015年全面取消死囚的遗体使用后,这也是医疗教学、科研活动中获得器官的唯一来源。遗体器官捐赠对于人类健康和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意义。随着科技的发展,器官移植技术愈发成熟,但随之而来的问题就是供体的严重不足,从法律上而言,谁有权决定捐赠遗体就成为实务领域中首要解决的问题。

理论上而言,遗体中的器官性质具有双重性。一方面遗体已经缺乏人类生命的,遗体中器官具有物的属性,可以为死者本人以外的人处分,但同时,承载器官的遗体原属于人的身体,应当尊重死者生前的意愿,并且考虑到遗体器官往往寄托着家属的哀思,蕴含着人格利益,具有人身性。正是考虑到上述特点,我国《人体器官移植条例》第八条规定:“公民生前表示不同意捐献其人体器官的,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捐献、摘取该公民的人体器官;公民生前未表示不同意捐献其人体器官的,该公民死亡后,其配偶、成年子女、父母可以以书面形式共同表示同意捐献该公民人体器官的意愿。”

上述法规规定了两个场景下决定权归属:第一个场景是公民去世前表示过反对的情形,应当充分尊重公民生前拒绝捐赠的意愿,公民死后,即使家属完全同意也不能捐赠器官。这是因为器官捐赠是一个完全出于自愿的公益行为,任何人不得诱导、胁迫他人捐赠遗体,公民有权基于任何理由甚至无理由拒绝捐赠。

第二个场景在于公民去世前并未明确表示过否定意见,那么在公民死亡后,这部分决定权就转移给至亲的家属,由家属们共同商量一致决定。行政法规列举了配偶、成年子女、父母三个主体。这三个主体与《继承法》的第十条,法定继承中的第一顺位继承人大体相同,唯一的差别在于捐赠遗体器官需要由成年子女而非全部子女决定,法规要求必须采用书面形式。

上述两个场景并不足以概括全部情形,司法实践中还出现过死者生前同意捐赠,死亡后家属未明确同意或者明确反对捐赠的情况。而相关立法回避了这种情形。笔者认为,遗体器官的捐赠要尊重死者生前的意愿,人有对自己身体的绝对处分权,这种处分权一直延续到人死亡后对遗体的处理,这是出于对死者作为人的尊重,符合我国的公序良俗。因此,如果家属未明确反对的,可以进行捐赠。家属明确表示反对的,应当从两个方面进行衡量:第一,反对理由是否正当,比如是否有新的事实证明不宜捐赠遗体。第二,反对的主体是否一致,死者的意愿应为最值得考量的因素,在死者已经明确表示愿意捐赠的情形下,只有配偶、父母、成年子女一致表示反对且有正当理由的,医疗机构应当尊重家属意愿,避免冲突和矛盾的发生。

捐赠审查是实质审查还是形式审查?

遗体器官捐赠由医院实施,需要红十字会的协调人对捐献是否符合行政法规的要求进行审查。对于审查的尺度,有观点认为应当遵循实质审查标准,因为遗体捐赠对捐赠者本人及家属都事关重大,应当通过详实的材料证明确实是捐赠者的真实意愿,审查标准包括应当由本人或者全部家人亲自到场在协调人的监督下签名,通过笔录等方式从各个方面确认捐赠确系其真实意愿。

笔者不同意这种观点,认为应当坚持形式审查的标准。即只要登记表上签字完整,持有相应的身份证明、户口证明、亲属关系证明、授权委托书,即使最终可能有所偏差,仍然应当认定医方及红十字会无过错。笔者主要基于两点考虑:首先,遗体器官捐赠是造福他人的公益事业活动,并不是营利性活动,且在国内刚刚起步,不应当对医方及红十字会在工作中苛以过于严格的要求,否则有可能不利于这一事业的健康发展。第二,遗体器官捐赠具有很强的时效性,捐赠的意愿一般发生于患者从病危到死亡的过程,为了保持器官的活性,相关的手术活动也必须在患者去世后马上展开,这就使得捐赠审查必须在较短时间内完成,实践中患者家属可能基于各种原因在临终时并不在场或者由于情绪原因难以直接发表意见,实质审查方式将严重阻碍捐赠的发展。案例中,法院基于家属已经出示过授权并出示了大量证件的情形下,以形式审查的标准认定医院和红十字会并无过错是恰当的。

如何认定擅自捐赠遗体器官的法律责任?

《刑法修正案(八)》明确规定了违背本人生前意愿摘取其尸体器官,或者本人生前未表示同意,违反国家规定,违背其近亲属意愿摘取其尸体器官的,依照侮辱尸体罪定罪处罚。该条主要是针对医院工作人员擅自摘取器官的刑事责任规定。民事责任上,未经允许擅自摘取死者器官会使得刚刚遭遇至亲离世的家属遭受二次伤害,损害的是死者家属对死者遗体完整及去世后应当享有安宁的一般人格利益,这种伤害主要体现在心理层面的精神创伤,因此家属有权要求精神损害抚慰金。

在家属内部,由于法规明确了决定权是由配偶、父母、成年子女共同享有的权利,因此个别家属不得擅自行使器官捐赠权,否则就侵犯了其他亲属对死者的人格利益,也应当承担侵犯一般人格权的民事责任。

 

作者单位: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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