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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祖根 医疗战线的“铁面法官”
张献怀 徐善应  2017-12-18

如果把医护人员看作是在医疗一线同病魔作战的前沿战士,那么病理医生就是这条战线上的幕后英雄和“铁面法官”。他对疾病所做出的诊断结果,对患者及其家庭来说,意味着一次“宣判”,直接关系到患者的治疗方案与预后。在病理岗位上默默战斗了50余年的何祖根教授就是这样一位医疗战线的“铁面法官”。

何祖根,1961年毕业于上海医学院,随后进入首都医科大学病理教研室工作,此后又分别在北京协和医院病理科、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病理科工作,目前在海南省肿瘤医院任病理科主任。半个多世纪里,他致力于病理学医疗、教学与科研工作,见证了我国病理科学发展的多个阶段,并做出了突出贡献,留下了一个个关于他和患者的佳话。

两次国外访学,毅然回国展抱负

“我是新中国的第一代少先队员,也是新中国培养的早期病理学工作者。”今年78岁的何老,谈起自己的事业,恰如那个年代的知识分子,不仅对事业饱含热情,而且非常感激祖国对自己的培养。

“在我3岁和5岁时,父亲、母亲先后因病去世,是姐姐把我带大的,这对我后来决心学医影响很大。”何祖根幼年立志,长大要做一名良医救人于苦难,让天下的孩子都能在父母的关爱下幸福地生活。1956年,17岁的少年何祖根以优异成绩考上了上海医学院。

何祖根班里的同学一大半是调干生(组织上从军队和政府部门调派的优秀干部),他们大多数是党员,年龄也比高考生大。何祖根说,在校学习期间,这些大哥大姐经常带着他们去上海郊区防治“五大寄生虫”。可能正是这些活动的影响,他慢慢喜欢上了病理学。“病理是临床和基础的桥梁科学,是研究疾病发生、发展规律的科学,不懂病理的人也不可能成为一名好医生。”何祖根说,“只要一有时间,我就泡在实验室里,在显微镜下观看各种标本,研究不同疾病的发生、发展及其不同的形态。”谈起5年的大学生活,何祖根流露出无限的眷恋。那时的学习生活是紧张的,又是快乐的,他不仅学到了许多医学知识,更奠定了做人行医的基础。50多年来,“为人群服务”以及“爱国忧民、无私奉献、廉洁奉公”的“上医精神”潜移默化地熏陶着他,也成为他医学生涯的准绳和座右铭,以“为人民解除病苦”为荣耀,救无数患者于苦难。

1961年,何祖根的毕业论文《中医脉像》被评选为优秀论文,他也被分配到首都医科大学病理教研室工作,后调入北京协和医院病理科。

1985年何祖根公派赴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医院病理科做访问学者,在国际著名肾脏病理学家Heptinstall教授指导下进行肾脏疾病的研究。何祖根勤奋聪明,给导师留下了良好的印象,再加上当时从事病理科学研究的人

不多,于是Heptinstall教授邀请何祖根留在美国协助他进行肾脏疾病的深入研究。

“中国那时候病理学学科发展至少落后发达国家20年,当时国外已经开始进行原位杂交、基因检测等分子病理学研究,而中国在这方面还没有起步。病理学的研究设备也很落后,比如电子显微镜,我们买不起,又造不出来。”何祖根说,“无疑当时留在病理学发达的美国,更有利于自己专业的成长和发展。”但他懂得,祖国病理学要赶上发达国家,需要更多国人艰苦的努力。“我看到了我国病理学科和国外的巨大差距,更希望祖国的病理学能迎头赶上发达国家水平,希望自己能为此一展抱负。”访学结束后,何祖根毅然回国投身病理学事业。1990年,何祖根访学美国Jackson实验室,结束后再次谢绝导师的挽留,坚持回国。

半个多世纪的医学实践,成为知名病理学家

2011年,上海医学院医疗系1961届同学在上海聚会,这些当年风华正茂的莘莘学子都已进入古稀之年,他们在不同的岗位上为我国的医学事业做出了贡献。何祖根在他的聚会感言中是这样说的,“不经历风雨就无法见到彩虹,没有实践就无法得到智慧。”这是他在事业上的座右铭,也是他一生为我国病理学发展而掬洒甘霖的见证。国外访学的经历,促使何祖根努力地为祖国的病理学事业奋斗。半个多世纪里,他一直致力于病理学研究和实践,取得了可喜的学术成就,成为我国知名的病理学专家。

1993年何祖根发现在干燥综合症肾小管酸中毒肾小管上皮细胞中有EB病毒颗粒存在,为此与北京协和医院的同道们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的荣誉。

何祖根还担任世界卫生组织国际肿瘤组织学分类膀胱肿瘤编写组成员,至今仍是多个三甲医院病理科的特聘专家和首席顾问。

“病理学是知识结构复杂的学科,它非常枯燥,需要一个人执著数十年地为之付出,这是一个经验缓慢积累的艰难过程。”何祖根不记得自己看了多少张病理切片,如果叠加起来,一定是他身高的数百倍。在海南省肿瘤医院的办公室里,他“L”型的办公桌上,一边放着电脑,另一边就装着一部用于观察病理切片的显微镜。他用执著的敬业精神、深入的病理学知识和丰富的阅片经验,帮助很多患者重新做出正确的诊断,避免了因误诊造成生命健康的损害和经济损失。

患者张先生,几年前脖子上长了一个肿块,并逐渐长大。他在北京某家大医院做了活检,病理诊断为转移性癌。这个诊断结果吓坏了张先生,他先后找到多家医院病理科会诊,结论仍然是转移性癌。为找到原发病灶,张先生辗转国内多家大医院,历经各种检查及化验,始终没有找到原发病灶。最后他慕名求助于何祖根。看了病理切片后,何祖根询问张先生:“手术后,你有没有看肿块,看到了什么?”张先生说,切开了肿块,并流出黄色液体。何祖根说:“那就对了,根据肿块部位,你是先患上先天性鳃裂囊肿,然后囊内的鳞状上皮发生不典型增生,最后癌变,形成了现在的鳞癌。这就是原发灶,而不是转移灶,切除了,根治了,就没问题了。”张先生听后,终于放下了沉重的心理包袱。

有一位单亲妈妈周女士,不久前女儿因为腹痛,被医院诊断为胃黏膜下有腺样组织浸润,可能是癌组织成分,要做胃切除。这个诊断无疑是晴天霹雳。但周女士始终不相信命运对她这么残酷。她辗转找到了何祖根。在认真研读了她带去的病理资料后,何祖根凭借几十年的临床经验诊断不是胃癌,其腹痛主要是异位胰腺造成的。周女士拿到这份诊断书,激动得泪流满面,“扑通”一声跪在何祖根面前,感谢他重新让母女俩的生命又有了希望。

年逾七旬,满怀激情

“病理学是疾病诊断的金标准,尤其是肿瘤病理学诊断,容不得出半点差错。诊断失之毫厘,治疗谬之千里。”何祖根表情凝重地说。

把手术中切除的组织、穿刺活检组织或其制备成的切片送往病理科,由病理科医生在显微镜下观察判读发出正确的诊断报告,可为临床医生明确临床诊断、开展后续治疗提供重要依据。在疑难病例中,甚至需要从送检组织中提取DNAmRNA进行基因检测分析,才能确定肿瘤的类型和性质。肿瘤的来源、性质和类型,必须经过病理科做出最精准的诊断,才能决定肿瘤患者的治疗方案。由此可见,病理诊断对医院和患者是何等的重要。

如今,对钟情一生的病理事业,78岁的何祖根仍是满怀激情。在规划建设海南省肿瘤医院之前,何祖根就参与了该院病理科建设,并提出很多具有前瞻性的建议和意见。早在医院病理科设计时,何祖根就建议要把术中冰冻病理诊断室建在手术室的旁边,仅一窗之隔,医生可以把术中切下的组织标本在第一时间直接送到病理诊断室。“最能体现病理科诊断水平之一的是术中冰冻诊断,这对病理医师是最具挑战性的工作,”何祖根说。由于是组织标本速冻简易制片,而且时间紧急,患者就躺在手术床上,外科医生等着病理诊断来决定下一步手术方案。肿瘤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是仅仅切除器官,还是扩大切除范围、淋巴结清扫?如果诊断稍有差错,就会导致本来不该被切除的器官被误切,或者切除范围不足而留下后患。这要求病理医生“准”“快”,30分钟内必须做出准确的病理诊断,最考验病理医生在紧迫之下精准决断的能力。按照国家标准,冰冻标本的诊断符合率为95%,而目前海南省肿瘤医院的诊断符合率达100%。这得益于冰冻病理诊断室与手术室零距离进行组织标本的检测。

“病理科的硬件建设,只要有钱、有理念,就容易跟国际接轨;但软件建设,比如科室管理、病理科医生的培养等就不那么容易,需要一个过程。” 何祖根感叹,“近年来,我国病理学科遇冷,后续人才青黄不接的现状令人担忧。培养一个临床主治医生需要五六年,培养一个病理科主治医生至少需要10年。”

据病理科的年轻医护人员介绍,已有50余年病理经验的何祖根从不把自己当权威,工作作风一丝不苟,每份病理诊断的报告,他都严格把关,从不放过一个疑点。何祖根非常重视对科室年轻人的培养,他每天早上准时来到病理科与年轻人一起阅片,参与术中冰冻切片诊断、疑难会诊切片及院外交流片的阅读,并深入浅出地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手把手地带教年轻人。年轻人从何老那里学到的不仅仅是技术,更是高度的责任心和严谨的学术作风。

何祖根重视实践的作风也影响着病理科的年轻医生,在他的带领下,海南省肿瘤医院病理科正在加快培养一批批优秀的病理科医生,为海南岛内外的肿瘤患者提供更高品质的诊疗服务。

 

(文中图片由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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