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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子芬 志存高远的“铁姑娘”
苑 琳  2017-09-27

病理学诊断一直被认为是临床医学诊断的“金标准”。在当今病理诊断学界,北京大学基础医学院病理学系高子芬的名字就像是一面旗帜,代表着当代中国淋巴瘤病理诊断的水平。在广大的临床医生和患者心中,她就是淋巴瘤诊断的“金标准”。

因缘际会,投身病理

1976年初,高子芬以优异的成绩从北京大学医学部毕业,留校从事基础研究工作。高子芬希望自己的工作能够更多地与临床相结合,服务于一线。病理学是最符合其期望的学科,于是她向当年带教病理实习的老师提出了申请,希望能留在病理学系工作。在那个年代,如此有想法的小姑娘很不多见。病理学系的老师们为她举行了一场面试,并最终决定录用。

高子芬说:“我到教研室的时候只有23岁,老师们对我特别关注也特别关照。当时病理系的老师们都非常强,有的人诊断做得特别好,有的人课讲得特别好,我听过所有老师讲的各章节大课和实习课,提高非常快。”

1991年,高子芬赴香港大学深造,专攻淋巴瘤诊断和研究。此后,高子芬又先后多次前往德国、美国、新加坡等地学习和访问。她非常珍惜每一次学术交流的机会。高子芬在外学习期间省吃俭用,节约下来的钱都用来购买抗体。国外的导师们开玩笑地说:“送给高医师最好的礼物就是抗体。”

广泛的国际交流经验,加之多年的专业积累,高子芬的业务能力突飞猛进,迅速成长为我国病理学诊断的知名专家,尤其在淋巴瘤领域更是首屈一指,为我国病理学事业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多项重担,一力承担

从香港学成归来,高子芬步入了事业的快速上升期。从1998年到2008年,对于高子芬来说是最操劳却也成长最快的十年。这期间,她的父亲被诊断身患肝癌,她肩挑教学、临床、科研、行政多项重担,仍每天废寝忘食地超负荷运转,将“铁姑娘”的顽强发挥得淋漓尽致。

1999年,高子芬率先在国内病理界推广世界卫生组织(WHO)淋巴瘤新分类。2001年,她带领团队联合血液科、肿瘤科医生进行淋巴瘤分类及治疗知识的普及宣传,促进了我国淋巴瘤分类与世界接轨。同时,高子芬肩负起淋巴瘤学科建设的重任,带领团队申请课题,承担了多项淋巴瘤基础研究项目,发表了大量高水平论文,也为我国病理学领域培养了大量人才。

血液病理实验室建立二十年来,培养出的研究生正活跃在国内外病理行业的岗位上,可谓桃李满天下;会诊的疑难病例遍布全国400多家医院,甚至有来自日本、美国和澳大利亚的病例;出版了淋巴瘤专著多部,2012年“非霍奇金淋巴瘤诊断治疗的基础和临床研究”获得教育部科研二等奖。

为了解决北京地区医疗纠纷的尸解需求,在原北京市卫生局的支持下,高子芬倡导成立了北京市尸检中心,挂靠在北京大学基础医学院病理学系,高子芬任常务副主任。2006年中心挂牌成立,当年就完成医疗纠纷相关尸解90多例。现在每年尸解量保持在70例至90例,不但锻炼了病理医师,而且从死亡病例中分析出了医疗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需要改进之处,为医疗行政部门提供了提高医疗质量管理的基础资料。

同年成立的北京市病理质量控制和改进中心也挂靠在病理系,在高子芬及同行们的努力下,认真学习和落实国家卫生计生委的《病理科建设与管理指南》,制定了地域性的病理科标准和检查体系。

19986月开始,高子芬先后担任了基础医学院院长助理、基础医学院副院长、继续教育处处长等职务,繁琐的行政工作让她肩头的担子更重了。但是高子芬将这份工作视作一个学习和锻炼的机会,能够不断拓宽视野。在高子芬做教学院长期间,基础医学院第一次获得了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之后高子芬又担任了继续教育处处长,承担临床医院各级医师的培养管理及校内外各种医学继续教育项目。

在这段时间,高子芬通过各种开会学习,对于教学管理工作也有了更深入的思考。由于历史原因,学校病理系的老师们多年来虽然一直进行着临床病理诊断工作,但是都只有教学职称。高子芬意识到这是个需要及时解决的问题。经过调研,她向学校领导如实反映情况,及时建议和规划病理学系教师进行双师型人才培养模式,逐一对病理系教师进行分析,提出老教师根据工作能力同时聘以对应的医疗职称,中青年教师们全部纳入住院医师培训,并且针对每一位教师的情况,提出个体化的培训、考核方案。目前已顺利完成病理系教师双师型职称转换,弥补了制度的盲区,避免了临床纠纷的风险。

病理是一个高风险高压力的学科,病理医生们要摒弃主观判断的干扰,以最客观、审慎、理性地态度判断,从而做出正确的诊断。有人形容病理科的医生就像是在钢丝上跳舞的人,每日精神高度紧张。所以病理系的老师们工作压力大,高子芬更是异常繁忙,几十年如一日,每天都要工作长达十几个小时,全年几乎没有假期。

2004年,高子芬由于工作过度操劳,在一次讲大课后突发胃出血入院了。前来探望的同事们络绎不绝,大家发现,刚住院两天,高子芬就把工作用的显微镜搬进了病房。

高子芬说,自己年轻的时候,老师就曾经教导:“八小时之内没专家。”所以想要成功,只有加倍地努力付出,她做到了。

迎难而上,勇担社会责任

高子芬不但在血液病理学方面有着突出的成绩,作为一名解剖病理和外科病理学家,她有着坚实的病理学基础和娴熟的临床技能。因此,在我国几次抗击新型传染病的战斗中,高子芬都临危受命,进入前线,冒着生命危险对感染者的尸体进行尸检。

2003年,SARS肆虐,人心惶惶,每天公布的患病人数和死亡病例数迅速增加,医务人员承担着极大的压力。大家意识到需要尽快开展尸体解剖工作,假如没有第一手的材料就无法研究发病病因,无法干预、制定应对策略。但该项工作面临太多的未知数,工作开展缺乏条件,安排谁来进行?一连串的问题摆在眼前。高子芬和宫恩聪教授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共同请命,得到了学校的支持。宫恩聪负责实验室建设,高子芬负责解剖操作的流程规划。

高子芬向香港大学病理系的朋友了解到传染病尸解的操作流程,并积极组建队伍。朋友一再提醒:千万注意后期实验室的感染播散!高子芬坦言很有自信,一方面自信自己的身体很好,做好防护之后能够不被感染,另一方面,自信自己的技术足够娴熟,能够以最快速度完成解剖取材。

由高子芬、谢志刚、陆敏、邵宏权及李宁老师组成的第一小组首批进入地坛医院的传染病尸体解剖室,高子芬担任主解医师。每一次进现场,她都慎重地检查队员们的防护装备是否合格,尤其是在外出执行任务环境条件不足的情况下,必须在个人防护上加强再加强。最终团队安全、顺利地完成了任务,获得了SARS病毒的第一手材料,为控制疫情和临床治疗做出了巨大贡献,同年高子芬被授予北京市三八劳动奖章。

在此后抗击H5N1的过程中,高子芬又一次带领队伍前往江西遂川,在大山上的殡仪馆进行尸检。此时的团队已经非常默契,大家在穿着完全封闭的隔离衣、戴着面具,根本听不见外界声音的情况下,一个眼神、一个肢体动作就知道彼此的意图。他们利用现有条件,设计出流程,分出清洁区、半污染区和污染区,设计方案上报当地卫生行政部门备案,迎接WHO专家组的检查。研究成果——H5N1的病理改变、致病机制及胎盘传播的发现,随后还在国际会议上进行了交流,获得国家科研成果奖励。

H1N1的疫情发生后,由于条件所限,高子芬只身一人前往西藏进行尸解工作,高原本来就缺氧,还要穿戴上防止感染的封闭式隔离衣和面具,工作不了多久就出现了呼吸困难,不得已只能停下来,吸点氧再继续,经过三次吸氧才完成解剖全过程。

2008年,在安徽手足口病流行期间,高子芬带领团队再一次承担紧急任务,对不明原因死亡儿童进行了病理研究。五天之内三次往返安徽阜阳现场,获得三例尸解,经过病理分析,及时获悉明确病因是EV71所致的脑炎,呼吸困难的原因不是重症肺炎,而是神经性肺水肿。死亡原因一经明确,临床医师马上对整个思路进行调整,重新制定了诊疗规范,进行了正确的临床处理,疫情得到及时控制,挽救了多名患儿的生命。

每一次危难关头,高子芬总是在接到紧急通知后,第一时间汇报给系领导,及时组队、准备物品,出发执行任务。这些日子里,高子芬经常做尸检直到深夜,累得坐在地上爬不起来。但当她想到菁菁校园、莘莘学子,百姓家家喜乐融融,就觉得自己的付出都值得,就像边防战士为了人民安全守卫边防,这时再苦再累也不怕。

正是有着这样的精神、这样的思考,面对各种挑战,高子芬从不退缩,从不推脱,总是勇敢地担当起社会责任,堪称医务工作者的楷模。

如今高子芬领导的实验室每年为全国近500家医院提供会诊,不远万里慕名前来求医的患者每日络绎不绝。在患者心中,只有高子芬诊断过了,才能够安心。

光阴如梭,桃李满天下

2014年,高子芬荣获北京大学医学部第五届“女教职工之星”。2015年,荣获北京大学医学部教学名师奖。

作为一名教师,高子芬不但针对不同的听课学员认真教好每一节课,而且对学生成长中的各种困惑给予及时的指导,包括就业选择和单位推荐,可谓关心备至。高子芬常勉励她的学生们:“我没有受过研究生教育,没有硕士、博士学位,经过努力都可以做到,你们基础那么好一定能做得更好!”

转眼高子芬60岁了,在北京大学医学部工作已37年。她收到了学生们精心制作的一本充满爱意的画册,其中有她曾经指导过的43名学生写下的感言。这饱含着身居世界各地的学子们对老师和母校的敬爱。

“北京大学医学部的平台是我们成功的基础,学科专业优势和团队文化是成就我们个人的环境,要处理好学习和工作的关系,把握好人生航向,始于足下,执着追求。”高子芬为青年医者寄语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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