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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法治为深化医改护航
本刊特约评论员/苏剑一 2016-11-15

前不久,被称为深圳医疗“基本法”的《深圳经济特区医疗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在历经两年四审之后,经深圳市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并将于明年11日起正式实施。《条例》亮点包括首次将医疗机构明确为公共场所,规定全部病历向患者公开,并授权二级、三级医院限制接诊非急诊、非转诊患者等。这是国内首部地方性医疗基本法规,它将医改纳入法治化轨道,用法治为进一步深化医改护航。

作为改革开放的窗口城市,深圳在医改方面再次走到了全国前列。从《条例》的内容来看,所有规定都指向一个共同的目标——促进医疗卫生事业健康发展,规范医疗执业行为,维护医疗秩序,保障医患双方的合法权益。我们乐见地方以立法的方式将法治思维贯穿于医疗的每一个环节,用法治方式解决医改中可能遇到的问题,更希望这种改革探索能为其他地方的改革提供可资借鉴的成功经验。

深圳医疗立法最大的亮点是处处体现法治思维。无论是处理医患关系,还是推进医改方面的探索,都应该在法律框架内开展,“于法有据”才能最大限度地避免纠纷。比如,《条例》规定,医疗机构签订服务协议后,可以安排卫生技术人员为患者提供家庭医生服务,这为实行“家庭医生”模式确立了法律上的依据。通过立法的方式为深化医改探路,有助于让“家庭医生”模式更好地在中国落地。

同样的例子还有,《条例》要求医疗机构在规定时间内向患者公开全部病历。按照现行规定,医疗机构并非必须向患者及家属公开抢救记录、病程记录等资料,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公众对医疗机构的不信任。而《条例》明确患者或者其代理人有查阅或复印、复制病历的权利,医疗机构应当在正常工作时间6小时内提供。这些要求都能显著减少医患双方信息不对等,保障患者的合法权益。

深圳医疗立法的另一个亮点是善用法治方式。医疗是比较敏感的领域,如何妥善处理医患矛盾、保障医务工作者的合法权益,是一个非常有挑战的问题。《条例》明确医疗机构是公共场所而非“内保单位”,就是因为《治安管理处罚法》对公共场所的保护力度更大。虽然这只是一个简单的定性,但对于预防和打击医闹、暴力伤医等违法犯罪行为,增加医务工作者的安全感,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

在医疗过程中强调用法治方式解决问题,就是要将医患冲突置于法治框架内,用文明的方式表达诉求和互相沟通。过去的实践表明,一些医院善于用“维稳方式”化解问题,结果却导致矛盾越积越多,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医闹、暴力伤医等问题。《条例》倡导用法治方式解决问题,有助于规范医生和患者的行为,形成更加理性、通畅的沟通机制,这与依法治国的理念也是一脉相承的。

此外,深圳医疗立法还有一个亮点是注重创新。在推进医改的过程中,会出现一些长期难有积极进展的“老大难”问题,这就要求有关各方能多出新招,在必要时甚至可以另辟蹊径。比如,分级诊疗制度已呼唤多年,但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大医院一号难求,小医院门可罗雀”的格局并没有根本好转。《条例》授予医院适当限制接诊非急诊、非转诊患者的权力,就是一种值得期待的改革创新。

在《条例》中,类似的创新举措还有很多。与很多地方机械地沿用过去的管理模式、工作机制相比,在法治框架内适当创新,相当于在做好“规定动作”的同时增加了一些“自选动作”。在改革过程中,需要这种“摸着石头过河”的精神,如果某一项创新举措在实践检验中卓有成效,就可以由点到线、到面进行推广。事实上,很多领域突破性的改革进展,都是以敢想敢做的创新为起点的。

近两年,“健康中国”的概念持续升温,并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仅在今年8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对医疗改革和“健康中国”建设予以高度关注,三次高规格的会议更向全社会传递了非常清晰的政策信号。尤其中央最新审议通过的“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更是为建设“健康中国”制定了行动纲领。在落实中央工作部署的过程中,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医改,无疑是题中之义。

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建设“健康中国”必须把医改工作进一步向前推进,同时让医疗行为更加规范化、法治化。深圳在这个问题上的探索和尝试值得点赞,我们也希望有更多地方积极跟进,蹄疾步稳地提升医疗法治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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