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特约栏目主持人 袁 源
2007年4月1日,我国“两弹一星”的一位功勋科学家肿瘤手术后不幸感染,为了治疗方便,这位老科学家随即转入“娘家”航天中心医院。
航天中心医院为此成立抢救小组,李晓宇担任组长。她说:“毕竟是90多岁高龄的老人了,入院时高烧不退,呼吸十分困难,血压高到200(毫米汞柱)。各脏器功能都不好:一侧肺部已出现实变,心、肾功能衰竭,吸着氧气,血氧分压才60(毫米汞柱)……当时请来了在京的20多位专家,提出了各种治疗方案。怎么办?我和抢救小组的成员一起,仔细观察病情的各种细微变化,对不同的治疗方法、每个用药环节、每次抢救的方案,都进行综合分析和决断……”
时间一天天过去,38天后,老科学家总算“挺”过来了,而且康复得很理想。为此,李晓宇和她的抢救小组受到上级的嘉奖。不过让李晓宇最感欣慰的不是荣誉和奖励,而是老院长一句痛感惋惜的话:“李晓宇,是我耽误了你,你本来应该是个更好的医生,而且可以成为很好的专家。”
一
这一惋惜已经无法挽救。13年前,这位当年在任的老院长做出了一个决定,将李晓宇调离临床一线而改做行政管理工作。人的事业发展很多时候就是在听命中游离了本意。
李晓宇向来顺从听话,所以她一路走来自我主宰的时候尤其少。考大学那会儿她的志向根本不是医学。“我父亲做事很武断的,填报志愿哪里由得了我,全是他说了算,结果我的志愿表上‘一水儿’的医学院校。我想可能是因为李家祖上是郎中,到父亲时断了,他要把这点不甘心全都压在我身上。”
李晓宇上学早,又赶上九年一贯制,20岁那年她已从山东医学院毕业,同年开始做起医生。行医22年来,她很感激她的父亲,没想到医生这个职业正是她所爱。
李晓宇真正接触临床是1984年的大学实习。她最先分在外科,“我要求自己赶在8点之前给所有患者把药换好,一个患者怎么也得十几分钟,所以我多半5点钟就起床了。不觉得苦,就是愿意做。夏天有些腹腔感染的患者换药,别人觉得脓肿清理又臭又脏,我好像不觉得……”
“我们一起实习的同学不是没有,但是换药的事大都让我一个人承担下来了,再后来包括写病历也都由我包揽了。没别的,喜欢,不觉得那是傻,挺好的。而且你做了,患者特感谢你。再说你能帮着老师们解决点问题,说明自己有用,心里特舒坦。后来我轮转到内科、骨科,到哪儿老师都喜欢我,虽然还是个学生,可我的胸腔穿刺做得可利索了……”
李晓宇是一个懂得在劳作中获得享受和满足的人。她说这种被认可的满足感在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就有了。她把这个微妙的心理感受说成是“脑子开窍了”。
“那是五年级一节数学课上,老师讲对称轴,我用自己的理解把这个概念表述出来。老师很是惊喜,而我第一次从老师激动的情绪中感觉到自己很了不起,这种感觉真是好极了。有过一次就还想有二次、三次。于是我开始用心制造老师的‘惊喜’,希望它再来。不知不觉中我养成了预习的习惯。到小学毕业的时候,我的成绩在全校已经数一数二了。”
点评:李晓宇的“开窍”是一种生活态度的开始,也是自尊自信品格的萌生确立。更可贵的是,她的“开窍”来得比较早。
“后来做了医生,我一到病房,脑子里所想的事儿就只有患者了。”她制造“惊喜”的对象,开始从老师转移到患者身上。
“我刚做住院医师的时候,闲不住。那时病房晚上都是一个护士值班,我就帮着护士拔针头。患者一叫,我比护士跑得还快……医院组建心脏监护室那会儿,我特意和护士们混在一起值夜班,整整值了一个月,值完以后我心里可有数了,至少明白了医生、护士该怎么配合……”
“别人都说我这个人最大的特点是快,眼快、手快、嘴快。还真是的,一般人赶不上我的速度。还是刚做大夫的时候,有一次夜里我收了一个幽门梗阻的患者,因没有床位临时将患者在过道上加床。我嘱咐护士天一亮立刻把患者转到病房。结果,第二天下午,我看到那个患者还躺在过道上。这下我发脾气了,结果护士们都说我厉害……”
点评:李晓宇是懂得给自己“加码”,并乐意搜集、积累职业素材的人。
二
初见李晓宇时,虽不认识她,却注意她了。那天是一次活动散场后,人多车多,一时间倒车成了问题。倒车原本该是男人的长项,谁料瘦小的她一个箭步钻进车里,方向盘被她左右转了两下,车子就钻出来了。当时天色已黑,从旁人的说话中,得知她是航天中心医院的副院长。
我一直认为性格是天成,不过终于有一天和李晓宇坐下来慢慢聊时,从她的成长经历中得出的答案却是:人的脾气其实也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李晓宇是山东鱼台县鱼城镇人。“我父亲是中学的历史老师,母亲是药材公司的会计。按说父母有收入,家住在镇上,但是我们姐妹三个穿的连农村的孩子都不如,印象中父母从来没给我做过新衣服。记得有一次姐姐表演节目需要一根米黄色的毛线绳扎小辫,也就一尺来长,又不是买不起,可父亲就是不给她买,弄得姐姐哭得很厉害。”
“父亲严厉得近乎偏执,他总说,我们不可能给你们什么,你们只有靠自己。”
“我不到一岁时曾被放到农村,是姥姥用米汤喂大的,腹泻一直跟着我跟到小学毕业。就我这么一个干瘪小丫头,8岁的时候父亲就叫我提水,提起有我半人高、比我人还粗的一大桶水。长大以后我回到老家重新站到井台上,看着大水桶,脊背上还直冒冷汗,心想当年我爸就不怕水桶把我拽下去。”
“8岁那年我从乡下回到镇上插班,学习成绩一塌糊涂。但那年我已经会用蜂窝煤煮饭、蒸馒头了。我除了承担全部的家务活之外还要加紧补习功课。从那时起到15岁上大学,这中间我一直‘顺溜’着我爸,怕挨打。我知道父亲顶顶‘见不得’我们有喘气的工夫,只要歇下来就觉得背后有一双‘威逼’的眼睛。”
李晓宇不想隐瞒,“我失去了很多童年的快乐,儿时没有什么幸福感。”
“记得高中时一次数学考试,我为了速度,在求证的过程中漏写了好多等号,其实答案是正确的,老师出于严格,分数扣得狠了些。这下父亲可轻饶不了我了。我的这位历史老师的父亲居然就在校园里当众数落我,出言苛刻,一点面子不留。那天晚上,我独自围着学校的池塘转了一圈又一圈,那年我才13岁。”
但是李晓宇终究没有采取反抗或极端的方式,她顺从了,接受了,也刻骨铭心了。那恐怕是她一生中都难以化解的一个晚上。李晓宇就是这样在父亲的高压下慢慢长大了,也成就了她的好强、麻利、不服输、长记性、能吃苦……
“打这以后不管做什么事情,我不光注重结果,对过程也同样苛求。包括曾经一起实习的那些同学,尽管最终大家都一样,都当了教授,但是走向教授的过程中我的每一步都绝不敢减免。”
点评:“苛求过程”对医生这个职业尤为珍贵,因为每一个过程都与生命相关。李晓宇用苛求自己换取的是患者的宽舒。
父亲狠下心用“苦”给女儿垫底,从情理讲是有些过分,但是日后,李晓宇果然对“苦”的体味近乎迟钝。“以前我抢救过一个高烧休克的患者,那时候没有血压监护设备,都是用听诊器量血压,5分钟一次,整整一宿,到天亮的时候,我的耳朵都肿了,疼得连听诊器都不敢挨了,可是我能忍,硬是没有减免。做医生的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患者的细微变化,你都要采集,否则,你就很被动,抢救起来就不得法。”
李晓宇认为,父亲偏执和严厉的背后是细腻和一丝不苟,再加上母亲的宽厚和善良,父母对她的影响让她一生受用。
“我管理患者从来不敢毛糙。比如按照常理,医生只下医嘱,可我不行,医嘱上测几次血压,过后我就自己动手测几次。护士测护士的,我测我的。不是信不过别人,我不自己动手总觉得心里没数。特别是消化道出血的患者,血压每时每刻都在变化,每个人量出来的是不一样的。”
这些年来医疗检查手段丰富了,李晓宇说:“尽管如此,我做医生还是按以前的思路,把患者的病史采集全,把物理检查做到位,有了这两项再加上患者在其他医院的检查记录,我对病情就有了一个基本把握。2006年,我在美国康奈尔大学医学院学习,竟然发现我的笨办法和他们的很一致。原来美国医生也特别重视问诊和物理检查。我问他们为什么这样,他们说通过这两个手段,60%的病情都能诊断出来。后面的仪器检查只是为了印证一下。”
三
李晓宇做了医生,也做过患者。
“记得一次过年我在急诊替班,赶上下班要走的时候,一个患者的家属来了,问他父亲的输液完了能不能回家?患者因拉肚子而临时给予输液治疗。我按照自己的习惯,必须先看看患者再说话。老人已经70多岁了,看上去蛮精神,说话也正常。可是当我一量血压,吓一跳,高压只有五六十,低压听不清了……”
“人在休克之前会有暂时的假象,他本人和家人可能浑然不知,但是医生不能不知,幸亏我有这个习惯。果不然,一会儿老人就进入了昏迷状态,后来经过抢救,整整三天,转危为安,真是捡回来的一条命。”
点评:作为医生,职业习惯该是多么重要。
差不多过了10年,李晓宇已经做了副院长。“有一天晚上下班,一辆出租车在我跟前停下来。我上车后,司机开始问我,您是这个医院的大夫吧?我说是。您是姓李吧?我说是。他说您可能不记得我了,可我记得您,您是我们家的恩人。您还记得有一年过年时抢救过一位老爷子么?那是我父亲。我说,噢,想起来了。我马上问老人的身体怎么样。他说老父亲身体好着呢,还在帮他看小卖部……过了10年了患者还记得你,噢,那种幸福感,让我激动了半天。”
2003年的“非典”对医疗行业可以说是一场灾难,对李晓宇本人也是一场灾难。那年抗“非典”刚刚完成,她就病倒了。按当时的X线片子看,她的乳腺有一个1.4厘米肿瘤。穿刺结果不是恶性,属于“高度不典型性增生”,当时医生说不用手术,让她回去观察。
“但我坚持要手术,因为我自己已经摸到肿大的淋巴结了。我恳求接诊大夫进一步给我查体。可他说你穿剌结果出来都不是肿瘤,你的手难道比病理结果还准吗?”
“经我一再请求,这位医生算是收我住院了,但完全不理会我进一步查体的请求,直到手术前都没再给我查体。当时我就想,怎么能有如此主观的医生!”
“上了手术台,他来的是反常规的操作。正常的做法应该是切除肿瘤做冰冻。他却一刀先把我的淋巴切下来了。因为我手术前给他提出过要求,即使我的冰冻病理检查没有问题,也希望他把我的淋巴切下来化验一下。这句话他算是记住了,上来不切肿瘤,先把肿大淋巴结切下来了。结果剖开一看是恶性的。这时候他才赶紧‘掉转船头’开始切肿瘤,一切不行,边上还有,再切不行,边上还有。实际肿瘤的大小比片子的1.4厘米大得多,乳房保不住了。因为准备不充分,又一时无法获得本人的签字,没办法,只得结束手术。”
“更残忍的是,我麻醉刚刚醒,眼皮稍稍能抬,人难受极了,全身还都插着管子,这位医生站在我跟前,第一句话:李晓宇,告诉你,没有切干净,还要再做一次。”
“当时我的眼泪就哗哗下来了,一句话没说……”李晓宇心痛——“我为医生悲哀!”
“为此,我做了第二次手术。手术进行了彻底清扫,创面大,出血多,重创过后,人一下子就垮了,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之后又接受了半年的化疗、两个月的放疗,放疗中又得了放射性肺炎,整整折腾了一年。这对一个患者来说打击太大了,关键是本来完全可以避免的……”
点评:李晓宇做医生,也做过患者,这让她对职业的体味更加真切。
李晓宇认为,得病也是一笔财富。如果在以前,她非理论出个“子丑寅卯”不可,但当经历了这一切后,她只希望这位医生经过这么一次,心里能有一个彻底的洗涤净化,日后“革面”善待所有患者。
四
李晓宇身为医生,却反感几种医生的做法。
早年,物质没这么丰富,她说,最反感“势利眼”医生。哪个患者有门道,能弄到紧俏商品的,他就满脸堆笑,一副面孔。
后来,随着临床经验的积累,她反感那种“无所谓”医生。“我碰到过一个医生,他接诊的是一个患结核性胸膜炎、伴有胸腔积液的女孩,这个医生对工作是能拖就拖,能少干就少干,要知道胸水里面含有纤维蛋白,不及时处理就抽不出来了。最后我就眼见着女孩的胸腔积液全部包裹了,胸膜粘连了……这种无所谓的人,是不配做医生的。”
李晓宇反感的第三种医生是“不会说话”的医生。她说,临床上经常听到:“你说了算,还是我说了算”,“你懂还是我懂”,“你知道怎么治,还是我知道怎么治”等等,几乎成了医生习惯性谈话方式,患者听了很反感。
“以前,患者抱着求医的心理,医生怎么说话他也不觉得什么。现在不行了,患者已经认识到,他和你是平等的,他带着法律意识、维权意识来了,你对他的服务要适应时代的需要。说话的艺术尤其重要。医生每时每刻要和患者、家属沟通,应该想办法和患者、家属取得一致。好的医生应该是天才的管理者。你除了管理患者,还要管理家属,管理护士,你要把各种关系都协调好才能按照自己的治疗方案实施。否则,你把各种关系搞得很糟糕,也就没法看病了。”
李晓宇建议,医生在入门之前要先“把一下关”。沟通能力特别差的人不要到医生队伍中来。医生的语言能力要强,但更重要的是要有爱心。
点评:李晓宇维护职业的尊严,所以才有反感,她热爱医生的声誉,所以才难以忍受使医生形象受损的行为。
李晓宇是个很普通的人,出身普通,成长普通,经历普通,她说自己没什么可以炫耀的地方。虽说当医院领导有十几年了,但是到现在和同事们一起吃饭,饭后她还是抢着洗碗。她说,脾气难改了,闲不住。
(文中图片由作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