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刊特约评论员  潘多拉

上个月一帮朋友聚会，其中有两位医生，便和他们聊到了当前的医患关系，聊到了社会上一些人对医生和医院的不信任情绪。我谈了自己的一点浅见，不想竟让两位医生很感动，说我作为非医界中人，难得对医患者关系有如此公道的看法。

我的看法其实卑之无甚高论，不过是说，普通患者、普通老百姓应当对医生和医院有起码的信任。对医生和医院缺乏信任，最极端的例子，大概要数去年11月发生在北京的“一尸两命”事件——怀孕9个月的李丽云呼吸困难，被同居男友肖志军送到医院治疗，因李丽云病情严重，医院建议做剖宫产手术，但肖始终拒绝在手术单上签字，导致手术无法进行，李丽云和腹中的孩子双双身亡。

关于这一事件，尚有其他多方面的问题需要研究和解决，包括医院和卫生管理部门也需要进行深入的反思。这里只说肖志军拒绝签字的理由之一——认为医生让他签字同意给李丽云做手术，不是为了救人，而是要置李丽云母子于死地。按照肖的说法，李丽云只是感冒了，医院却非要给她做手术，所以铁定就是要害她。可是，如果真像肖认定的那样，医院是要杀人害命，那么，即便医院只是给李治感冒，他们也完全可以害她，干嘛费那么多周折呢？可见自始至终，由于对医生和医院缺乏基本的信任，肖志军始终未能走出他内心深处致命的逻辑矛盾。

我们还聊到了去年早些时候的“茶水发炎”事件。与肖志军对医生和医院的严重非理性的不信任相比，在“茶水发炎”事件中，一些新闻记者对医生和医院的不信任，则似乎要理性得多。然而，或许正因为这种理性建立在高度不信任的前提之上，“理性”最终也被打了折扣。当时，有媒体记者以患者名义，将茶水作为尿验样本送到多家医院检测，多次检查结果显示“患者有炎症”。于是舆论哗然，人们纷纷谴责医生和医院“把茶水诊断成发炎，把好人当成病人”，是典型的无中生有、见利忘义。稍后，卫生部门组织调查后证实，医院的尿检仪器没有设置鉴定样本是否为尿液的程序，只要茶水中含有和尿液中可能检出的物质相同或类似物质，仪器就会自动辨别生成结果，所以“茶水发炎”并非医院无中生有的结果。但是，面对卫生部门的澄清，少数媒体和记者仍不反思“茶水发炎”事件反映出的新闻伦理问题（如“陷阱取证”），而是坚持认为，无论出于什么样的原因，医院从茶水中检验出炎症，都反映了医院诊疗和检测结果的不可靠，甚至反映了医院存在着“把好人当成病人”、“把处女当成孕妇”的危险倾向。

我的看法是，对医生和医院不是不可以怀疑，但不能是这么个怀疑法。你批评医生和医院用“虚假”的检测结果欺骗患者（如前所述，从专业技术的角度讲，这个结果其实是真实的），但你为何又要用虚假的尿液去欺骗尿检仪器——其实也是欺骗医生和医院呢？更何况，医院的尿检仪器之所以没有设置鉴定样本是否为尿液的程序（否则就不会误将茶水当尿液），正是因为医院相信没有人会拿着茶水或其他东西来冒充尿液，这说明医院对患者怀有基本的信任。既然医院可以相信患者，患者为何不能也相信医院呢？

瑞典政治学家罗斯坦（Rothstein）的研究表明，在很多场合下，非民主制度将比民主制度更富有成效，如科层制、专家制、利益集团制等，其中，那些有着较清楚的以证据为基础的专业知识的领域，应当主要采用专家决策制。医疗卫生就是这样的专业领域，医生就是专家，在患者与医生的关系中，民主决策应当让位于专家决策，患者应当相信并听从于医生。说得更直白一点，对患者及其家属而言，如果你不是医疗专家，你最好的办法就是相信医生。

我还想起了俄国作家契科夫的一篇小说《花匠头目的故事》：一个小城里住着一位医术高超、道德高尚的医师，“就连强盗和疯子都对他抱有好感”，不想有一天他被人杀死在峡谷里。凶手很快被抓获，但是人们怎么也无法相信，竟然会有人卑鄙到去杀害医师的地步，最后法官似乎神志失常了，宣布凶手无罪释放：“我不能设想，世界上居然有人敢于杀害我们的朋友和医师！人不能堕落得这么深！”针对小城里人们的这种对他人（哪怕已经被证明是凶手）的绝对信任，小说结尾写道：“这种信心会在我们心中培养宽宏大量的感情，永远促使我们热爱和尊敬每个人。”

我想，我们也许做不到无条件地相信他人“不能堕落得这么深”，但是，在正常情况下，我们应当也能够对医生和医院多一些信任，多一些宽宏大量的感情。如果双方缺乏基本的信任和感情，医患关系将难有根本的改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