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刊特约评论员  任孟山

近些年来，医生的声誉只是在2003年抗击SARS的时候有些回转，其余的时间基本都是处于绑着降落伞下降的趋势。有杂志最近推出了一份“职业声望排行榜”，医生被称作“最受人非议的职业”，另外两个职业是警察和保安。医生这个曾经被誉为“白衣天使”的群体，在当下的社会中，受到了普遍的社会质疑。见诸报端的与医生相关的新闻，几乎没有什么正面的东西，而民众对此也习以为常，好像这才是社会秩序的常态。

老实说，医生声誉江河日下不是没有缘由，医生吃回扣、收红包、开高价药、隐瞒或逃避医疗事故、见死不救等问题，是压垮社会信任的一根又一根稻草。这导致了医患关系在现实生活中经常出现一些看起来很滑稽的场面，比如有的患者为了给可能的医疗事故纠纷留下证据，竟然带着录音设备前去就诊。近期爆炒的“男友不签字致孕妇死亡”事件，将医生和医患关系又卷入了旋涡。很多人将矛头指向了医生和医院，因为孕妇的男友在犹豫不决的过程中，对医生和医院的恐惧与不信任感非常明显。

在这里，笔者不想再去评判事情的曲直，公共舆论已经有了深刻的讨论与反思。本文想讨论的是，医生声誉的“滑铁卢”虽然有着部分事实行为的支撑，但这些事实究竟能不能构成医生被唾弃的充分要件？因为，在众多关于医生的负面报道中，医生的声音被省略是经常发生的事情。这显然是一种非正常状态。之所以发生这样的事情，是由于在此前的事实堆积和社会氛围中，对于医生这个群体有了先入为主的价值判定，认为整个医生群体就是这样的。这也可以解释一旦发生医疗纠纷，为什么舆论基本上都认为是医生和医院的责任。

关于这些，不必说医生声誉的下降实在是太冤枉了，因为确有事实摆在那里。但必须要说的是，医生声誉的下降完全是医生群体本身所造成的吗？对于这个问题，每个认真思考的人，似乎都应该有所警觉。医生作为整个医疗体系中的重中之重，承担了太多的制度成本。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是，在一个体系不奏效的时候，体系中的参与主体往往就会成为牺牲品。这虽然有其必然性，却必须厘定其中的是非曲直，才是公平对待参与者的做法。就像现在的大学教师，在面对关于学术腐败的社会质疑时，有些委屈地表示：考核机制的量化指标谁又能逃脱呢？

我们当然不能也不应该将所有的责任归咎于当下的运作体系，因为每个参与者都有责任坚守自己的职业道德，但我们必须反思运作体系本身的问题。就像现在一直在进行的医疗改革，就是由于其中有些方面出现了问题，要通过改革剔除中间的不合理因素，让整个医疗体系正常运转。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在这个事件的进展中，却鲜有医生的声音。正如有些医生所说：“关于医改的争论，一开始某些社会舆论就把医生放在了受批判的位置上。”这样的说法固然有其偏颇之处，却提醒着整个社会与管理层，医改涉及到的医生利益必须受到关注。

在当下社会的共识中，已经能够承认每个参与者的利益，各方利益兼顾是民主精神的体现，也是改革的核心所在。既然如此，医生声誉的下降也就不能成为医生声音被省略的理由，无论曾经发生过什么，医生的群体利益都应该被作为医改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我与医生朋友有限的交往中，常会听到他们对自身利益的关注：“不知道医改中是怎么‘打理’医生的？”他们的忧虑是，医改对他们会有更多的约束却没有切实的利益关切。有数据显示，现在的医疗系统共有375万名员工，他们为13亿中国人提供医疗服务。笔者不知道有此种担忧的医生范围有多大，但从常理推断，不会有人不关注自己的利益。

医改因其引发争论的频率之高与国人关注的程度之深，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看作是转型期的中国社会继续改革和应该如何改革的标本。正因为如此，医疗改革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具有包容性，也就具有相当重大的意义。2007年10月，国家发改委牵头召开医改座谈会，研讨融合了9份专家建议稿的医改新方案。在12月9日闭幕的全国发展和改革工作会议上，国家发改委主任马凯在布置明年工作时透露，2008年我国将出台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并稳步推进试点工作。不难看出，医改方案已经呼之欲出，马上就可以给国人一个交待了，但是，只要医改方案还没有出来，就意味着听取各方声音的时间依然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