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口述/ 中国工程院院士 张涤生   整理/ 本刊记者 姚 魁

西方人把每一个10年唤作一个“台阶”（Decades），我是1916年出生的，屈指算来，我已登上第10个台阶了。

回首过去的岁月，弯弯曲曲，高低不平，有颠沛流离，也有舒畅愉悦。如今适逢盛世来临，我有幸经历这段幸福时光，是机遇，更是难得的福份。

在过去的90多年中，我的人生道路可以分成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恰是30年，“三十而立”，此话不假！此后，我选定整形外科这门新外科专业学习、实践、开拓、创新，最终做出应有的成就和贡献！

河东成长

在30岁以前，我是在父母、老师的教育培养，进步思想灌输，社会变迁，以及战争考验的过程中一路走过来的。

1935年，我考进了当时的南京中央大学医学院。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8月13日，上海开始了淞沪抗战，我在家乡无锡参加了青年抗日后援团工作。

11月中旬，国民党军队从上海淞沪战线上溃败撤退后，我便随学校西迁到成都华西坝继续读书。当时抗日救亡的意识在我心中燃烧正旺，因此我很快就投身到当地进步的学生运动中去。

1941年夏，我从医学院毕业，被分配到贵阳图云关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工作。救护总队的领导都是从北京协和医院撤退到后方的各科主任，总队长是著名生理学家林可胜教授。我在救护总队工作了3年多，接受了很好的外科专业培养，当时的外科主任张先林教授是我的恩师之一。

图云关虽不是前方但仍能感受到战争的气息，每天我们都要面对成批的伤病员，为他们诊治。那时我就常想，人生在世，不过短短几十年，若不做出一番事业，留下几个深深的脚印，岂不空跑一趟！我立志要勤奋学习，做好工作，做一个有益于社会的人。

1943年秋，我奉命前往印缅战区，参加远征军救护医疗队，在美军第43流动手术队当军医。我随军参加了密支那、八莫、南坎等几个战役，在日军的猛烈炮火下，开展伤员急救治疗工作。

流动手术队随作战部队前进，前线伤员由担架抬下来二三十分钟内便可到达我们的手术队，这样可以争取时间进行抢救。离战争前线如此近距离，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都是一种惊心动魄的生死考验，日军的炮弹经常会在我们做手术的帐篷上空飞越过去，耳边日夜都可以听到响亮的机枪声和轰鸣的炮声，我也是几次从“鬼门关”逃出来的。

回首往事，这段在印缅战区从事创伤外科的经历，锻炼培养了我在紧急时刻不犹豫、急诊处理果断的风格，意志上也得到了很好的磨炼。因而一直以来，我能遇事不慌，注意控制情绪，如今还是眼不花，手不抖，可以说战争的洗礼让我一生受益。

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八年的抗战终于结束了。根据上级的命令，我来到广州，参加了华南战区日本部队投降仪式，并负责接收日本人的多个卫生器材仓库。几个月后，我被林可胜教授召回上海，准备去美国进修学习。

30度春秋过去，从幼年、少年到青年，这30年成长经历铸就了我的体魄、思维、知识和性格多方面的特点。在社会变革、炮火洗礼下，我长大成人，到达了“而立”之年。

河西闯荡

当我踏进人生第二个创业阶段时，我选择做一名整形外科医生；不是短期，而是一辈子。老天不负有心人，我终于如愿以偿，实现了自己的理想，并且做出了一定成绩。

1946年春末，我踏上美国的土地，来到宾夕法尼亚大学医学进修学院（Gradute School of Medicine），开始了为期两年的公派留学生活。

我的导师是美国整形外科先辈之一——Robert.H.lvy教授，他曾先后参加两次世界大战，为战伤晚期伤员做了大量整形修复手术，经验丰富，技术精湛，对我特别关照。

两年中，我获得了进入这门新外科专业的开门钥匙，逐步“登堂入室”。两年的留学时间虽然不长，但它为我今后的事业发展奠定了方向，使我头脑里一些陈旧的意识得到了更新，也见识了当时美国科学技术的进步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优越。对比我国那时的落后，进一步坚定了我学成归国奋斗创业的决心和愿望。1948年，我舍弃工作岗位和美国女友，毅然登上回国的航船。

回国后不久，就迎来了全国解放和新中国的诞生。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机遇，我开始拓展自己的人生道路，迄今矢志不渝。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10月，我国政府做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略决策。我当时在上海同济医学院工作，响应党的号召，我参加了上海市第一批（也是全国第一个）抗美援朝医疗手术队，并在多方努力下成立了中国第一个烧伤整形治疗组织——总部设在长春的烧伤整形中心。

1955年7月，我被推荐到上海广慈医院（今瑞金医院），担任口腔颌面外科主任。在广慈医院，我经历了几个严峻考验，至今记忆犹新。

1956年，我国登山队首次攀登珠穆朗玛峰成功，全国为之欢欣雀跃。不幸的是，登山队政委王凤桐等同志的鼻子和手都被冻坏了。我决定为他进行全鼻再造手术，这是我第一次独立操作此项技术。由于精心设计操作，手术效果很好。50多年过去了，如今王凤桐的鼻子仍那样挺拔，足以乱真。

几例难度颇大的手术成功后，我倍受鼓舞，督促自己在医术上更快地走向成熟。

1958年，“大跃进”运动中，全民大炼钢铁，烧伤的病人骤增。5月初，医院收治了大面积烧伤的病人邱财康。经过测算，伤者烧伤面积达90%，其中III度烧伤达23%。经过3个多月日以继夜地奋战，抢救小组终于把邱财康从死神手中夺了回来，开创了中外烧伤治疗史上的新纪录。作为抢救小组的一名成员，我主要负责深度烧伤的植皮疗伤过程，从中我获得了如何整体治疗烧伤的经验，提高了学术水平。

在此以后，全国各地因大炼钢铁而烧伤的病人纷纷向上海求援。为更好地解除烧伤病人的痛苦，广慈医院组织了几个抢救小组分赴大江南北协助抢救。我们在救治大量烧伤病人的同时，自己也获得了许多珍贵的经验。这些病例的整复治疗促进了各地区整形外科的发展和提高，为我国整形外科的建立打下了坚实基础。

1961年，我在广慈医院正式建立了整形外科，这是全国第三个整形外科，也是上海首个整形外科。

1966年，我随整形外科从广慈医院调迁到上海市第九人民医院（以下简称九院），继续担任整形外科主任。

不久，“文革”开始了，我成了“反动学术权威”，不能从事医疗工作，每天只能干些扫地、擦桌、拖地板、帮助开饭之类的事情。幸运的是，半年后我获得“解放”，被重新安排回医疗岗位。我每天除查房外，也可以上台做手术，但“管制”仍非常严格。

“文革”结束时，我已60有余，国家百废待兴，需要我们这些花甲之年的老知识分子，没有让我“退休”，这可以说是我生命之花的第二次绽放。

1976年前后，我和我科的同事们开始应用显微外科技术进行腹腔大网膜移植治疗头皮缺损、颅骨暴露取得成功；随后，应用小肠游离移植来治疗食管闭锁或狭窄，重建食管获得成功。

几乎与此同时，我们还开展了淋巴管阻塞性肢体淋巴水肿的建立和手术治疗，重建淋巴回流通道等实验研究，都取得了满意成果。

这一连串的关键性研究和临床成果，为国际或祖国医学填补了空白。

1977年，我开始担任九院院长，领导九院走向国内外。在专业技术上不断挑战自我的同时，我展开了频繁的国际学术交流活动。在与世界各国同行交流过程中，一方面，我学到了很多国外的先进经验，丰富了专业知识，也收获了真诚的友谊；另一方面，在这些会议上，我做的创新性学术报告，使外国同行对我国长期封闭的整形外科刮目相看，广加赞誉。此后，外国专家纷纷到九院参观、访问或做学术报告，并开始了广泛的交流与合作。

60年的从医生涯，让我对事业更加热爱，我付出了心血，也在解决疑难重症过程中，得到了回报——病人的爱戴及各种奖励。我可以自豪地说，我为党和国家创建了一门崭新的整复外科，且目前事业后继有人。但我也知道，我所完成的，还仅仅是沧海一粟，群上一峰。

如今，我已步入耄耋之年，精力有限，退居二线，但壮志犹存，晚霞余辉，依然明亮照人。遥望走过来的道路，旧径依稀，物是人非，多少辛勤，几份欢乐，使我欣慰，令人振奋。我愿用诗人臧克家的《抒怀诗》坦述我目前的心态：

        日沐朝晖意葱茏，

        休凭白发便呼翁。

        狂来欲碎玻璃镜，

    还我青春火样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