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黄翠云

在一次湖南省卫生厅直属单位的会议上，省卫生厅厅长刘家望不无感慨地说：“省血防所虽然位于岳阳市，在厅直单位中离省会最远，却距世界最近。”

把省血防所与世界距离拉得“最近”的人，就是李岳生——一位与“瘟神”血吸虫较量了33年的人。

深深爱上血防这份苦差事

1973年，李岳生从湖南医学院毕业后分配到湖南省血吸虫病防治研究所。那时的他风华正茂，踌躇满志，但现实很快就给他泼了一瓢冷水。工作10天后，他就和同事一起到一个没有人住的湖洲上查螺，一去就是20多天。那时正是盛夏，酷热难当，整天穿着齐腰深的血防鞋，跨个帆布袋，捧个查螺筐，在满是泥沼的湖洲边，走几步，蹲下来，查一下，周而复始，使人头昏眼花。湖洲上是一米多深的芦苇，漫无边际，人一蹲下去就见不着影。一天下来，身上的汗水风干后留下一层层白色的痕迹，每天血防靴里的汗水倒出来有一大碗。遇到雨天，鞋里鞋外都是水，整个身体如同在水里泡着。那时去农村调查，条件很艰苦，吃的是一餐两分钱的小菜，喝水要到一两里外的河里去挑，挑来后撒些漂白粉简单地消消毒就饮用了。

在湖区，当时有首民谣广为流传，“有女莫嫁血防郎，一年四季守空房。有朝一日郎回家，端起脚盆洗衣裳。”这是血防人生活的真实写照。

和许多新毕业的大学生一样，李岳生心中也有远大理想。他原本是学临床医学的，喜欢儿科和内外科。在一次同学聚会上，他看到许多在大医院工作的同学都很“风光”，羡慕不已。和同学相比，他深感失落，对这份工作开始不安心了，希望能跳出血防所，于是他开始悄悄地学习英语和专业知识。那时，除了工作，政治学习比较多，他就在开会时偷着看英语书。

去湖洲查螺，烂泥里走成了“泥腿子”，人家找地方休息去了，而他却顾不上休息，找个清净的地方席地一坐，从兜里掏出英语资料看起来。和他一起住单身宿舍的同事都知道，他有一台小收音机从不离手，跟着收音机学口语，甚至连背英语字典这种土方法也用上了。老所长看他很好学，有意培养他，把好几次外出学习的机会都给了他。当时所里有人抱怨领导“偏心”，被老所长硬邦邦地顶了回去：“你们谁有李岳生这样发狠学习，所里也送你们去！”听到这一席话，李岳生感动而内疚，想到自己跳槽的想法，他愧疚而自责：“我怎能辜负老所长的精心培育啊？”

有一位叫汪庭东的老人，是位晚期血吸虫病患者。他告诉李岳生在他刚懂事的时候，就看到村里的祖辈们很多人都是大肚子，一个个卧床不起，甚至挺着大肚子离开了人世。由于肚子太大，棺材都装不下，只有把肚子划开，放出腹水，才能入土为安。听到这样的描述，李岳生感到揪心的痛，那种惨状铭刻在他心中，唤起他强烈的同情心和责任感，他无数次地告诉自己：“我不能抛下他们，否则我会一辈子良心不安。”

那时候，李岳生的英语已有了一定的基础，完全有条件跳槽，可这个揪心的事例和老所长的深情期望，时刻鞭策着他，激励着他。这个时候，他已放不下湖区这块土地，放不下疫区人民，他已深深爱上了血防这份“苦差事”！他下定了决心不走了，决心永远扎根于洞庭湖畔。

好几次，他和死神擦肩而过

疫区环境的艰辛和工作的劳累使他患上了关节炎、风湿病，先后四次感染了血吸虫病，好几次他在鬼门关口打了个转。

有一年夏天，为了及时取回做实验用的设备和血防物资，他冒着酷热前往湖南益阳。出发时，他的腹部长了个疖子，他没在意，到长沙后，疼痛难忍并伴有发烧，他仍没有在意，硬挺着赶到了益阳，继续清点物资和设备，联系返回船只。当事情都办妥后，他才感觉特别难受，全身关节剧痛，大热天裹了件夹衣还觉得冷，一量体温，发烧近40度。当地血防站要留他就地治疗，但为了不耽误行程，他硬撑着上了船。当船到益阳南县茅草街时，船上的伙计发现他已经昏迷，急忙把他送到茅草街卫生院。接诊医生说，再晚一点来可能连命都保不住了！

去年夏天，湖南湘阴的农民自发组织了一场龙舟赛。赛后，群众反映参与人员有发热现象，担心感染了急性血吸虫病，群众恐慌情绪很大。12月，刚从北京出差回来的李岳生，听说此事后带着10多名专家马不停蹄地赶往湘阴。他们挨家挨户上门走访，了解参与人员在集训、比赛期间的详细情况，仔细查阅相关资料后确诊发热人员不属于急性血吸虫病，及时消除了群众的恐慌和顾虑。由于当天湖区天气异常寒冷，他患了重感冒。第二天，他没有休息，又赶去卫生部开会。可从北京回来后，他病了20多天，持续高烧39度多。

第一次走出国门，就取得了百分之百的胜利

1989年初，他担任所科教科长。有一次在查看国外资料时他偶然得知：世界卫生组织要进行课题招标。得到这个消息，他很振奋，连夜组织专家开会。抱着“试一试”的想法，推出了他和吴昭武教授的《日本血吸虫病发病及对人体健康影响的研究》和《吡喹酮化疗降低血吸虫病传播作用的研究》两个课题，开始了向国外首次单独申报。同年7月22日，李岳生应邀前往欧洲出席课题申报论坛会。第一次站在世界论坛的讲台上，他没有胆怯，用生硬的英语向世界展示着中国的血防研究。靠着机智应变和国际友人的协助，第一次走出国门他就取得了“百分之百”的胜利，两个课题共获得了32万多美元的课题经费。

从那时起，千里湖湘开始吸引国际专家的眼球。一批批国际专家与李岳生和血防所结下了不解之缘，国际合作从此一波高过一波。2002年以来，湖南省血防所先后与世界卫生组织、美国、法国等十多个国家和科研机构建立了科研合作关系，申请了7项较大的国际科研合作课题，课题经费达1299万元。大量优秀论文在国际学术刊物发表。2005年，李岳生获得了由美国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院（HHMI）授予的“传染病和寄生虫病国际研究学者奖”，奖励经费达50万美元。他成为了第一位获得该奖项的中国科学家。

2004年5月，全国血防会议在岳阳召开，吴仪副总理对湖南血防所的工作给予了高度赞扬，并对李岳生主持的科研项目“晚期血吸虫病肝纤维化易感基因鉴定与调控功能的研究”极为关注。当吴仪副总理问到课题还有什么困难，还需要多少资金时，李岳生诚恳地向总理报告说：“主要是设备问题，因为国内有些标本要拿到国外去做，需要大约300万的资金。”吴仪副总理听后，觉得李岳生非常实在，很是欣赏，笑着向随行人员强调“300万！”后来有人说他向总理开口太少了，正式申报时，有人建议报个上千万，可李岳生坚决不同意。李岳生常说“搞科研也好，搞行政工作也好，都要实实在在，认认真真，来不得半点水分，要诚信为重。”

在家乡喝一杯谷酒，也比在国外喝威士忌好

2001年，李岳生面临了人生的一次重大抉择。

那年，是他在澳大利亚布里斯班留学的第三年，获得了昆士兰大学博士学位和年度优秀博士生殊荣，极为器重他的导师已为他申请到了澳大利亚高级研究官员职位，美国、新西兰一些著名的研究机构也频频向他发出了邀请。那时，他的妻子已被安排在昆士兰大学医学研究所担任研究助理，儿子也在澳大利亚上了高中。

毕业前夕，李岳生总是与妻子有意无意地谈论一个话题：将来在哪里工作？妻子说：“布里斯班是座美丽的城市，环境优美，气候宜人。这里有你的事业，有工作基础，有优越的研究条件和待遇，而且我们一家人在一起，还是留在澳大利亚吧。”可李岳生却说“这儿虽好，可我就是放不下血防所，放不下培养了我几十年的老领导，放不下湖区的那些大肚子人们，我还是想回去。”这个分歧让20年没红过脸的夫妻俩第一次发生了激烈的争吵。多年来，李岳生对家庭感到无限的愧疚。妻子是一名B超医生，曾经是单位的业务骨干，为了支持他的事业，放弃了很多发展机会，承担起了家庭的重担。和所有的父亲一样，他也很爱他的儿子。可儿子小时候一点都不亲他，也不叫他爸爸，管他叫“老虎”，因为他很少和儿子沟通，更不用说带他去玩了。儿子一岁的时候去外婆家住了半年。过年时，岳父母带着孩子回来了，他高高兴兴地去车站接他们，没想到孩子压根就不认他，冲着坐车回去的外公外婆哇哇大哭。那一刻，这个在困难面前不低头，在艰苦面前不怕累的坚强汉子落下了辛酸的泪水。他父母身体不好，母亲患高血压，父亲有严重的支气管炎和肺气肿，都需要长期有人照看。培养了一个学临床医学专业的儿子，按理说，当父母的保健医生完全不成问题。可由于工作忙，他几乎很少管过父母的病，反而是他的老同学和朋友们每个月代他去给两位老人送药、了解病情。他父亲对送药来的同学们说：“这个儿子白养了，还不如你们这些同学靠得住！”选择家庭，还是选择血防事业，李岳生陷入两难境地。但他的心里惦记着家乡，挂念着湖区人民。他没有听从妻子的劝说，也谢绝了导师的极力挽留，只身回到了祖国。

很多人不理解李岳生当年的选择，说他傻，不会算帐，国外一个月挣3万块不要，回来一年才拿3万元，而且一家人相隔两地。可他却说“是血防所培养了我，是党和人民培养了我，国外虽好，可我还是愿意回去，在家乡喝一杯谷酒，也比在国外喝威士忌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