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福开钟情藏医药 一生无悔

◆ 文/本刊记者  孙 馨  徐明霞

第一次见到黄福开院长，是在一场学术会议的间歇，他的眼神坚定，神情稳重，言语中时时迸发出思想的火花。

“黄院长是个很有能力的人”，见过他的人都这么说。作为首都第一家国家民族医院——北京藏医院的创办者之一，他的广博气度和远大抱负令人印象深刻；他对藏医学的诚挚情感和拳拳赤子之心也使人由衷感动。藏医学的发展、人才战略、藏医院员工的凝聚力……这些思考会不时地随着他的言语流露出来。与他交往过的人都知道，只要他一提到西藏，说到藏医学、藏医药，无论是谁都会被他的激情所感染。

渊源篇

“尽管在西医院工作了近十年，但遇到病人我还是想用中医来治疗。”

黄福开出生于我国的中草药之乡——安徽淮南八公山，很小便跟随一名文革时被下放到家乡的小学教师上山采药、切脉、针灸，而这位启蒙老师曾经是南京中医学院的教授。“小小的银针就可以治病，房前屋后采来的小草，原来是最宝贵的药材……”神奇的中医药就这样在他幼小的心灵里扎了根。这段生活经历也培养了黄福开的一种情感：对博大精深的民族医学的崇拜，对祖国文化瑰宝的痴迷……

“这就叫与传统医学的缘分吧，”黄福开笑笑说，“我从小就学习中医，有针灸、手法治疗的基础。尽管在西医院工作了近十年，遇到病人我还是想用中医针灸方法来治疗。”

初衷篇

“让藏医学走下高原。”

“我做的第一件事是让藏医学走下高原。”这句话是黄福开对自己事业的质朴总结，也凝结了他对藏医学的深厚情感。他经常说，藏医藏药是我国传统医药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瑰宝。藏医是我国藏族人民防病治病经验的高度总结，很早便因其完整的理论和独特的疗效跻身于世界传统医学之林。千百年来，藏医学广泛吸取汉族医学和印度、阿拉伯等民族医药学的精华，形成了对一些疾病的独特见解和治疗方法。在世界范围内，藏医学与中医、古印度医学、古阿拉伯医学并称为四大传统医学体系，而后两种医学随着时间慢慢流逝，没有完整地保存下来，因此藏医学的学术价值就显得更为突出。

被称为“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平均海拔超过4000米。这里强阳光、强紫外线、氧气稀薄等自然生态环境，造就了生长在这里的藏药材高活性、低污染、药力充沛的特性。具有两千多年历史的藏医药、藏医学体系，堪称藏族人民的“健康守护神”。但由于西藏与内地的社会历史条件、民族文化传统、地域环境状况不同，对于藏医藏药以及它的历史和文化内涵，多数内地人尚缺乏了解。

“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推崇藏医药，可以使更多的患者受益，也为传播藏文化，弘扬中华国粹贡献一份心力。我不仅要让藏医药走出高原、走向全国，还要让藏医药走向百姓、走向国际。”黄福开说，“这正是我创建藏医院的初衷。”

创业篇

“二十年前，对目前的发展状况根本不敢想。”

黄福开曾是一名军医，在部队系统地学习过中西医的理论知识，并在医疗岗位上表现突出，两次荣立三等功。1986年，从空军部队医院转业到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的黄福开，在浓郁的藏文化中，凭借对中医、藏医、民族医学研究的文化积淀和强烈的责任感，于1990年率先提出在首都北京创办一所国家级民族医院——藏医院，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使藏医学走下高原，为更多病患解除痛苦。

1992年北京藏医院创立之初的状况，黄福开至今仍记忆犹新。艰苦的办公环境，为数不多的工作人员，很少病人光顾……除了这些，他还要承受来自方方面面的压力：受政策所限，当时医院只有少数的几个事业编制，在用人模式、医疗模式、管理模式上没有现成的标准参照，医院发展方向较难把握；受地区文化差异所限，与少数民族在语言、信仰、风俗习惯上的不同，人才的交流与培养面临很大挑战；受行业管理标准所限，在上世纪90年代全国没有一种藏药持有国家药品准字号；创立初期，还有相当多的患者以为藏医院专为藏族同胞看病，使医院发展受到很大限制……当时，身边的很多人不理解他，有人觉得他多事，又不是少数民族，干嘛对这件事如此热心；有人觉得他只是“镀镀金就走，不可能踏实地干一辈子”；更多的是家人和朋友的疑惑，放着现成的中医专业不干，偏要研究什么藏医学，一定是“有毛病”了。

面对这些，黄福开始终坚守着信念，一步一步扎扎实实地走过来。那时候，医院最缺的是人才，由于资金少，医院根本没有能力凭待遇引进人才，他便靠事业、靠感情留人，为人才创造发展事业的平台以及和谐的工作环境。“在医院发展中，好几次医院面临着倒闭，但终于还是慢慢撑了下来。”一个“撑”字道出了黄福开的坚定和不畏艰难。

为了藏医学的开拓创新，他数次亲赴藏区调研。在藏区当地居民中，很长一段时间都流传着这样一句饱含深情的话语，“年轻同志带老同志来西藏，年轻的同志倒下了。”这是指在一次西藏自治区的政协会议中，黄福开陪同一批老领导赶赴西藏，老同志们在他的细心照顾下健康硬朗，可他却由于身体始终无法休息，加上高原反应、过度疲劳，病倒了。

尽管这样，他仍然义无返顾地选择了藏区，选择了坚持。“走访部分藏区寺院”，是黄福开为自己设定的目标。“我们要了解自己的家底儿，才能更好地为发展藏医学服务。”十多年来，他跑遍了五大藏区。每年的藏医会、民族医药大会在地区之间轮流召开，他也借此机会亲赴调研，将足迹踏上民族地区的每一片土地。

“必须火速抢救名老藏医的医技医法！”经过实地调研后，他发出了这样的呼吁。他看到，许多经验丰富的老民族医受语言及从业资格的限制后继乏人，大量民间医生亟待进行继续教育和资格认证，尿诊、火灸、熏针等一些医技手法在藏区正逐渐失传。他说，“要是哪天我们要到国外去学习藏医学，那将会是我们民族的悲哀！”

近年来，国外对藏医学的研究日益关注，尤其是意大利、瑞士、德国、法国等国家的研究进展，深深地刺激着黄福开，也更加坚定了他发展藏医学的决心。“必须采取有效措施为民族医药事业提供坚实的人才储备、扎实的技法积累。”他说，发展好藏医学，既是继承民族传统文化的问题，也是维护祖国统一、具有政治意义的重大课题。

正由于对传统文化、传统医学的特殊感情，对民族医学研究的不懈追求，黄福开获得了中央统战部、卫生部、国家民委、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等有关领导的大力支持。经过十年的建设，2002年北京藏医院扩建为国家级民族医院，成为一所“以藏医为主，多民族医为一体，民族医、中西医结合、医教研结合的国家级民族医疗机构”。2007年是北京藏医院成立15周年，目前医院已经发展成为拥有300余名工作人员，20多个藏医、民族医疗特色门诊，50多个综合科室，集藏医、民族医、中医、西医为一体的综合性医院。

近期，黄福开又在筹划由国家立项的援藏干部康复医疗基地建设。

管理篇

“大家都明白，去做一件事情，最重要的是齐心协力，是持之以恒。”

与其他综合性医院不同，藏医院在管理上有自身独特的特点。藏医院荟萃藏医、蒙医、壮医、土家医、彝医、朝鲜医等十多个民族医疗特色科室，少数民族职工占到了员工总数的一半以上。针对这一特征，黄福开主张在管理中采用人性化的方法，简单地说，就是“节奏慢一些，保持宽容的态度；尊重别人，尊重客观规律，但坚持原则。”

“不同民族有着不同的风俗习惯和文化差异，在医院事务的沟通与传达中一定要付出更多的耐心和关照。只有尊重少数民族的习俗，获得彼此之间的信任，互相虚心学习，医院才能发展好。”言语中，黄福开多次提到，正是由于同事们的理解和支持，他才能够始终保持积极向上的精神状态。他也正在用实践不断证明着这种民族医院管理方式的适宜有效。

“坚持原则”是黄福开在医院事务改革中的立场。1996年，黄福开提出在北京藏医院实行专科专病建设，引起很多同事的反对。“一直以来藏医学都倡导全科发展，每个人都是百病皆治的全科医生，要改变这种状态，打破传统观念，岂不意味着一种倒退？”性格豪爽、直率的少数民族员工直言反对。

对此，黄福开选择了保持和气、坚持原则、加强沟通的做法。他先是召开员工大会，向职工详细说明这项改革的本意：进行专科专病研究，有助于在治疗某一种或某一类疾病上积累经验，达到独特的临床疗效；倡导专科专病的研究实践，更容易在专业领域内形成权威、特色的专科品牌等。经过不懈努力，改革措施在全院顺利展开，民族医院踏上了专科专病发展道路，藏医院也在实现特色化发展中迈出崭新的一步。

今天来看，黄福开的专病专科制度、项目分类管理方式是成功的，并且，他的“专病、专科、专药打造成名医、名科、名药”构想，也正在慢慢实现。

在工作中，黄福开非常注重医疗团队的建设，密切关注民族人才的培养。他主张实行联合战略，通过与研究院一起培养藏医人才，与国内大学联合培养研究生，鼓励职工外出进修深造等方式共同实现人才的培养。目前，北京藏医院正在与西藏藏医学院、中央民族大学合作，培养多层次藏医人才；协助西藏藏医学院进行多学科建设，进一步完善继续教育模式；与中央民族大学合作，把北京藏医院建成为教学实习医院和开发研究基地；同时，还积极加强医院职工与其他西医、中医科研教学机构的学习培训，与东京大学、哈佛大学等国外研究机构形成定期交流互动……这些手段都积极地推动了民族人才的培养和选拔。

在整个采访过程中，黄福开还一直在强调团队的力量：“藏医院能发展到今天，正是由一批热爱传统医学的集体，从构想提出到投入建设，到目前上台阶、上规模，一步步发展而来，这都是整个集体的功劳。”他说，藏医院的医疗团队极具凝聚力，同事之间、各民族之间，尽管语言不能完全相通，但思想始终能够达成共识。“因为大家明白，去做一件事情，最重要的是齐心协力，是持之以恒。”

思考篇

“两次沉默”

藏医院的发展脉络，凝结在黄福开不断的思考之中。

他经常笑谈，藏医院的发展与他的“两次沉默”密不可分。在藏医院发展的14年中，他两次选择了沉默。1992～1996年，正处在热点关注中的黄福开，面对新闻媒体的采访婉言说“不”。当时他正埋头苦干，进行着藏医院的基础建设。在他眼中，这是个摸索阶段，藏医的模式、藏医走向内地后怎样建设，别人能否认同藏医等等一系列问题都亟待解决。他说，仔细斟酌、解决好这些问题很重要，“若我们做不好，别的民族医药更无法起步，因为没有人去开拓。我们要及时总结初创过程中的经验。”

黄福开的第二次沉默就是现在。他说，现在面临着藏医院的二次创业，做好总结、回顾与设定未来计划是发展的大问题。在这一阶段，黄福开提出踏实积累、求真务实的指导思想。他为北京藏医院制定了五年规划，希望藏医院在五年内发展为一个能够代表我国民族医学发展状况的对外窗口，逐步建立起国家级三级医院的规模，实现更多学科引领、反映我们少数民族医学的发展水平；并在一些重点民族医学学科建立起长期的、持续发展的人才梯队，建设多个重大科技攻关项目。

另外，藏医院还选定了在专科专项临床研究上的工作重点，如对心脑血管病、老年性脑病的研究，对风湿、类风湿疾病治疗的有效性研究及一些少数民族医技医法的研究。“‘十一五’期间，将抓紧开展对青藏高原的植物、矿物、动物等药用资源的调查，拿出一个对策性研究和持续性发展的方案，并逐步完成藏医藏药的现代化研究，打造我国少数民族医学在国际上的权威地位。”谈到藏医药事业的发展，黄福开充满了信心。

当记者问及，如果让他从业务和管理之间做一个选择的话，他会选择哪一个时，黄福开直爽豁达地道出了他的想法：“如果有机会，我还是会选择做回业务。”“我的专业是中医、藏医药，特别是中、藏、西医结合，同时还负责一些医疗保健工作，承担了藏医学心脑血管疾病的国家级课题研究。”